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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范式在人类学中的重要意义

作者:崔晓明 版面:第A3版 制作:龙鲲浩 时间:2018-10-11
    我国国学传统是不分科的,正如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其实打破标签化的狭隘观念,许多学科都可以在哲学上找到相同归处,在实际操作中彼此关照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所以对某部领域的研究得出的部分研究心得,对于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也有启发意义上,尽管情理却有相通之处,但至于两者如何构建起联系,相互影响和促进,需要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出发进行阐释,这首先需要对人类学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意义进行说明。
    人类学关注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对跨文化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一传统从早期人类学流派的研究中就确立起来,并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范围不断扩展。早期的人类学家关注的是简单社会,其研究视角放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异文化上,其比较工作也多集中在简单社会之间,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法国社会学派都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和尝试,比如摩尔根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为社会发展进序找到了依据,并首次采用统计方法来分析和研究社会文化现象,成为利用统计方法开展比较研究的先驱;弗雷泽也是将一些文化遗存与古代民族的文化现象作对比研究,藉此寻找相似性与一致性;传播学派否定了人类独立发明文化的普遍性,认为文化的相似性是由一个或数个中心率先产生而后传播造成的,不同文化的相似性最多,说明发生的联系也就最多;社会学派的涂尔干认为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变迁的根源,强调研究工作要正确运用比较法,其系统观念汇总为《社会学方法论》。
    自马林诺夫斯基始,全球化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席卷了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在全球建立,这时的人类学研究对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认识更加深入,成果叠出。拉德克里夫布朗强调需要将不同社会的情况进行对比,验证田野材料的真实性,并得出普遍性的认识;普利查德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不同的社会进行比较,《非洲的政治体系》就是这种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跨文化比较法在后来有被逐步滥用的趋势,这为博阿斯所批判,博氏指出在某部落全部文化关系的实际中,详细研究风俗习惯及调查研究某部落与邻部落的地理分布中,这样更有意义。
    后殖民时代的政治形势变化,推动了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开始兴起,在国外,无论是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萨林斯的文化并置以及马尔库斯强调的“人观”“跨文化交叉法”。这后来引申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性”的反思,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见解显现出来。而在国内,费老在江村的研究,林耀华先生在义序的研究都属于此类,后辈学者的应用研究更是层出不穷。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根据人类学家乔纳森斯密斯的总结,人类学的比较模式可以划分为人种学模式、百科全书模式、形态学模式以及进化论模式,除了对集中的区域进行比较、控制比较还有跨文化比较,具体来说,先要找出同类现象,再按照比较目的分门别类,最后对选择结果做出分析。从上述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人类学中跨文化比较在基于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有两种取向,首先是共时视角下的,对不同研究对象进行的比较研究,或者是从不同纬度进行的在同一个研究范畴下进行的比较研究;其次是从历时性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对相联系的跨时空文化事物的意义呈现,并非构建起联系就可以称为跨文化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要在理论对话或者问题解决上做出贡献。
    故而,我们可以总结出比较范式在人类学中的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材料的补充。跨文化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广泛收集不同区域文化资料,在不断的对比中找出共性,完善研究假设。田野工作的深入,材料的丰富为学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料,不仅有助于解决应景的问题,更有助于扩展研究视角,也为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话提供了可能。这种对同一文化内容的不同角度研究,具有较为显著的学术价值。透过研究视角的差别,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被遗漏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提出一些新问题。
    学科理论的完善。以进化论为例,进化论经历了从单线进化到多线进化的发展,早期进化论倾向用具体的工具或者特定的风俗习惯作为划分发展阶段的标准,这并不严谨;后来的多线进化论摆脱了这种机械性;这又与传播论相互呼应,从横向和纵向为我们展现了文化发展和变迁的路劲,这也印证了文化的本质,文化是借以人们参与实践的一种工具,它的变化轨迹本质是一种调试,所谓的进化是让人们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其根本精神没有变化。
    研究方法的开拓。不同领域研究活动的相互借鉴,推动了认识论的发展,这也是随着理论发展不断深入的。比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区处上,在跨文化研究中,定性研究占据了绝对分量,除了默多克提倡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外,绝少有针对特定社区的调查,但定量的方法对精确、客观的一种追求是定性不具备的,部分方法如测量尺度、抽样、统计推论等对于认识问题也有建设性意见,应该说,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加快,困扰定量研究的时间和空间难题也逐步被克服,其在未来的研究中是有可能发挥作用的。
    不同学科理念存在差异,问题导向也不一致,但从人类学视角出发,人的行为活动总有交集之处,我们也可以深化对两者关系的思考,在前文中没有提到在实践中目前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根据学科发展的特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两个领域之间的碰撞和对话,有助于促进理论的进一步深化,能够保证资料的完整性,这都给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诸如此类,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田野调查。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