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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位到主位的文化视角

——读《菊与刀》

作者:杨 旭 版面:第A3版 制作:龙鲲浩 时间:2018-05-16
    《菊与刀》是美国女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于“二战”期间受命于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研究的成果。此书为美国对日作战策略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从客位视角对日本国民文化性格展开的研究至今依然被奉为民族学经典。本氏凭借流利的文笔与前瞻性的理论判断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日本国民文化的浮世绘,其所引发的关于国民性格的文化思考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露丝·本尼迪克特师从美国民族学历史特殊学派开创者鲍亚士,对文化特殊性的思考是该派的一大特色。该派认为不同文化因历史环境的差异而不同,文化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的差异,文化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在于历史环境因素不同罢了。历史环境的不同意味着各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不同民族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而形成的知识及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文化主体还是文化客体,人们对文化的关注和实践都是基于特定的需求产生的。可以说,文化是人类为更好适应特定的社会环境发明的“工具”,对文化的生产或消费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不同情境下的需求。因此,从客位到主位审视异文化,通过“感同身受”的文化体验提高对异文化的认知是民族学所倡导的“主体”与“客体”的认知方式,这也是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前提。
    相对于日本国民文化,露丝·本尼迪克特代表的是文化的“他者”。当本尼迪克特从“局外人”的视角面对日本文化时,如何如实概括和归纳日本国民文化心理便成为重点。在《菊与刀》中,她试图通过从“文化客体”向“文化主体”的思维转变以把握日本民族的文化脉络。在此过程中,她对日本文化的剖析并未满足于文化的简单介绍,而是通过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分析,进而归纳日本国民的文化模式,以此为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提供依据。实际上,在《菊与刀》之前,本氏已完成另一部经典《文化模式》,而《菊与刀》的研究不啻是“文化模式”理论在日本国民性格研究上的延伸。
    “国民性格”或“民族精神”是国民文化的核心内容。通常意义上,学术界将文化划分为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的内容,其中位于最深层的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的培育与形成较之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更为复杂而缓慢,它需要长期积淀与提炼,且民族的文化精神往往受到特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条件的制约并通过一定的文化符号体现出来。在《菊与刀》中,本氏主要关注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国民文化及其国民性格的文化规律,因为“日本人的行为和思考习惯与美国人大相径庭,这在以前的大战中前所未有”。通过研究,本氏最后用“菊花”与“刀”两种象征符号来概括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富有侵略性却又毫无威胁,奉行军国主义却也不乏审美情趣,粗野蛮横却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却又与时俱进,柔顺软弱却又不甘受欺,忠诚而又奸诈,英勇而又胆怯,保守而又迎新。他们极度在意面子,但干了坏事,即便根本没人知道,也会深受良心谴责。他们的士兵接受最严明的军纪训练,同时却又桀骜不驯。”
    如果说人都是生活在自己所生产的文化之中,那么,特定的文化模式则决定了文化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相应的文化结构也必然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国民心理的形成。
    对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的认识离不开对日本特定社会环境的认知。《菊与刀》将日本文化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下思考的方式正是美国历史特殊学派一贯倡导的“文化历史特殊论”。所谓文化历史特殊论,意即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是相对的,民族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各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这些文化在各自的环境中具有特定的功能。为了能更加客观地认识异文化,文化客体必须深入文化主体的社会中去探寻那些隐藏的心智结构,后来的美国对日政策也表明,文化人类学的这种学术理念是科学的。为此,露丝·本尼迪克特从传说、电影、新闻、广播、小说、军事报告、对移民和战俘的访谈等资料中找到了认识日本国民性格的门径,归纳出日本国民的文化心理,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与《菊与刀》获得各种赞誉相对应的是相关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质疑本氏研究的可信度。归根到底,这些质疑又都源自本氏的田野方法。田野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必要环节和重要技术,是消除文化客体和文化主体认知障碍的重要途径。虽然本氏未曾到日本进行田野作业,但在《菊与刀》之前,本氏就师从鲍亚士并曾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进行过田野调查,应该说她已具备丰富的田野经验。然而,战争的爆发制约了本氏亲赴日本开展田野作业的条件,这是当时任何学者都无法改变的。
    事实也证明了,从客位视角对文化客体开展研究不仅动摇了人们既有的文化陈见,也改变了主体和客体对彼此文化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启迪了文化主体的文化反思。在《菊与刀》中,露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国民性格的文化描写,正是通过“客位”与“主位”的视角转换来构拟日本国民性格的文化图像。其关于日本国民性格的文化诠释,也有力地证明了民族学历史特殊论的实践价值。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