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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普定

作者: 王剑平 版面:第C4版 制作:吴春琴 时间:2017-05-19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如是说。现当下,贵州迎来了跨越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成为贵州实现后发赶超的“宝贝”。如何用好“宝贝”,发出贵州好声音,是每一个贵州人的责任,贵州作家尤甚。
    《贵州民族报·民族文学周刊》从这期开始,将在“贵州作家”栏目,为您介绍贵州知名作家及他们最新的作品。从他们的作品中,您会发现不一样的多彩贵州!

 

    普定对母亲来说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桩久搁不下的心事。
    一九四二年母亲出生在普定县城关镇。她说,自己还不记事的时候,外公跟着闹土改,让土匪杀死了;另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一九四九年参军后便没了消息。母亲一九五八年参加工作,离开普定几乎再也没有回去过。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情况。
    父亲则不一样,父亲有厚厚的家谱。远至王羲之、王安石,近至留学西洋的曾祖父、上过黄埔军校的祖父,两年前伯父张罗着续家谱,连我四岁的女儿也续了进去。这个家族从山东琅琊郡迁至江西吉安府,再发配到贵州的大定府,迁徙仍在延续。我出生在修文猫冲,随家迁到修文骄子山、遵义乌江、贵阳百花、清镇鸭池河。父母都是水电工人,迁移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而普定始终以根须状的方式与我们发生固执的联系。如今我成长生活过的地方,成片的土墙房子早被扒倒,要么种上了成片的庄稼,要么长满了荒芜的野草。生活在我的眼睛里呈现如此卑微的景象,让我觉得孤独,但我警告自己不要企图反抗,有人因此变得疯狂。
    每个举家迁移的日子,我都站在解放牌卡车的车厢上看空洞的天空。风在耳边呼呼作响,车后的尘土漫天飞扬。那时我不知道有个叫普定的地方。二十多岁我第一次去大方,三十多岁头一回到普定。我习惯了迁徙的风景,成了没有家乡观念的人,寻根对我来说永远都不重要。何况在普定的母亲是没有家族的,她的一切都简单明了。我们甚至不知道外公的名字,就连外婆的姓氏也不清楚。她和父亲的结合更是荒诞不经。因为成分不好,“三反”“五反”开始的时候,父亲进了发配还乡的黑名单,但父亲所在的连队他是唯一识字的人。当时整个连队的家书都由他代笔写、代嘴念,最后组织上不得不留下他。为了抵消一点地主加军阀的双重成分,组织上把根正苗红的母亲“安排”给了父亲。文革开始以后,工地上接着抓革命、促生产,结果“抓”得父亲无家可归,“促”得母亲有家难回。
    一九九八年一月,在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第一次去普定。印象中,在普定住了一个晚上。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留有一张和媒体方面的朋友在东华山上的合影。但为什么去普定,在普定干了些什么,完全忘记了。按母亲的习惯说法,我这记性是让狗吃了。母亲不是个爱唠叨的人,却为这事对我叨叨絮絮了很久。这几年,我除了将观察到的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准确地运用到小说里以外,家里的许多事情我还真是忘性大。对此我也懊恼,真不该忘掉去普定的事,对母亲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一九八零年,我们家已从修文红岩电站迁到遵义乌江电站。母亲脱盲班的一个老乡从老家回来告诉母亲,说外婆已经死了。在普定外婆是个“五保户”,她所在的生产队曾给母亲拍过电报。那是一九七七年,当时我们家刚搬出修文落户乌江。电报是拍到修文的,最后邮局在电报上盖了一个“查无此人”的邮戳。他们就这样把外婆退了回去……
    外婆没了。
    “但总该有堆土吧!”母亲悲伤地说。
    母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先是胆结石,后来查出是肝硬化。动了一次大手术,摘掉了胆囊、脾脏和两片肋骨。算得上九死一生,现在又多了个糖尿病。母亲出不了远门,普定最终成了一桩久搁不下的心事。这是生活给她的全部。为完成母亲这个心愿,很久就想再去一次普定,但始终未能成行。终于到了普定,不敢忘记母亲的心事。如果狗真能吃掉我的记性,一定也能吃掉我的心。
    但我不知道委托谁帮这个忙,更不知道怎么开口。
    在宾馆里,我给父亲打电话。奇怪的是,电话打通后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也许我把这个细节当成了小说。
    我说:爸爸。我在普定。
    哦?电话里的父亲只发出这个简单的音节,是入声。这个音节有惊讶,有疑问,也有感叹。因为这个音节的含义过于丰富,最终变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次我会在普定住几天,我说,我想委托朋友找找外婆的坟。
    哦?父亲仍然感到意外。
    我静静地等着父亲告诉我外公、外婆的姓名,也许还有再多一点的情况。
    等了半天,父亲终于说话了:今年春上,你姐夫已开车送我们去过了。父亲的口气平静得我几乎不敢相信。他说:知道外婆埋在哪里的人一共有五个,四个抬她上山的人是当时的坏分子,另一个是村里的小队长。现在小队长和那四个人中的一个还活着,他们指认的掩埋地点一致,却不能肯定坟是哪所。那里的几座坟都没有墓碑,我们打听了一个下午。旁边的住户告诉我们,那些坟虽无碑,但都是有主的。每年清明都有人挂纸。也许是时间太长,雨水把坟平掉了。
    然后我们都没挂电话,但谁也不说话。
    同住一室的朋友出去了,他正是一九九八年同来普定的朋友。这篇小文初稿出来,曾拿给他看。朋友颇感意外:上次去普定你真忘了干什么?我说,是呀。他说,上次去普定什么事也没有,是应朋友之邀去玩而已。
    现在房间里就我一人。窗帘拉得并不严实,那道缝隙就像时间以犁耙的方式铧开的一道伤口,透过它我看见了普定安静的夜空。我算半个普定人,回普定应该算是回乡。回乡,但却看不到家。
    父亲突然说:算了,找不到可能会更好一点……
    母亲有心事从来不说,她不善于表白。可能另一个原因,是她不愿触动那些伤心事,她想把愧疚埋在心里。因此,我们知道的永远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普定的事只有母亲知道,在她心里这桩事应该是最完整的。
    她的身体越来越糟,我曾想问一问外公和外婆的名字,但我不敢轻易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