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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贵州

——对话贵州籍旅美作家汪洋

作者: 版面:第A4版 制作:高小明 时间:2017-05-19

 

访谈嘉宾

    汪洋,著名旅美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四期高研班学员。曾荣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美国国会颁发的“2007年度杰出华人作家奖”和“2009年度杰出华人作家奖”等。被誉为继张爱玲、严歌苓之后的第三代海外华裔女作家代表人物。其作品多次进入国内各畅销书排行榜及好评榜,并被译为英文、法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
    已出版长篇小说《吉芬》《洋嫁》《暗香》《在疼痛中奔跑》等,非虚构作品《永不放弃的自己》《走向彼岸》《从黄浦江到莱茵河——中国驻德大使卢秋田传》。其中《永不放弃自己》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报告”之“中国人物”,已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发行。《洋嫁》已改编为45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即将在两大主流卫视播出。

 

 

主持人:

    刘学文,资深媒体人、策划人,CCTV老故事频道《荣耀中国》栏目出品人、总策划,影响力英才(北京)国际文化发展中心秘书长。

 

汪洋《永不放弃的自己》 英文版封面

 

 

    4月19日,汪洋作为《洋嫁》作者,专程赶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电影版《洋嫁》发布会。目前,四十五集电视连续剧《洋嫁》已在洛杉矶和北京两地拍摄制作完毕,并已通过广电总局审核,即将在主流卫视播出。这是继《北京人在纽约》二十多年之后,又一部写移民美国的华人的电视连续剧,由姜武、俞飞鸿、颜丙燕、归亚蕾等几大影帝影后联袂出演。
    本期访谈邀请长篇小说《洋嫁》作者——贵州籍著名旅美作家汪洋,与我们分享她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谈谈她的文学、她的人生、她的乡愁。

 

 

    这是一部洋溢着欲望、悲伤和希望的长篇小说

 

    刘学文:听说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吉芬》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小说,让我们先睹为快?
    汪  洋:我的这部作品是一部书写70后女性波折命运的作品。冯唐说过:“70后是独一无二的,跨在东西方之间,跨在古今之间,还跨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70后是未得到文学家深入发掘的人群,小说围绕着吉芬、慕青、贺清逸等人物的成长过程展开,他们既是邻居,又是发小,又是同学,有的成功,有的堕落。不同的结局,描述了在这个社会大变革时代,人的价值观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是一部洋溢着欲望、悲伤和希望的长篇小说。它既有逼近真实的现实主义描写,又有令人惊叹的时代跨越,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放之四海的人性。从不同的角度,再次重温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城市化、出国潮、房地产交易,甚至是反腐风暴等社会潮流和时代变革,这一切,正好是吉芬、紫苏、慕青、贺清逸、蓝天明他们这代人全部人生的写照。
   
    我想写出不一样的贵州,却又是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贵州

 

    刘学文:您是从贵州走向世界的作家,但在您的代表作《洋嫁》里却很少写到贵州,听说《吉芬》这部作品用了很多篇幅写到贵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汪  洋:当年《洋嫁》在贵州参评“乌江文学奖”,曾有评委质疑,这部作品文学性虽然很强,但与贵州有什么关系?我想想也是。作为一个贵州人,一个贵州作家,我有责任,有义务写家乡,并通过我的文字把家乡推介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这个心愿放在心中数年,直到2017年5月长篇小说《吉芬》出版,才得以实现。
    写贵州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很多。尤其近些年,贵州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以写乡土或红色主旋律为主。我没有农村生活经验,写不了乡土,对红色主题也不擅长,但是,我对贵州的城市有感情,对贵州人有过许多研究和了解。出于个人生活经验和审美趣好,我想把贵州融入到大都市,甚至是国际大都市中,我想写出不一样的贵州,却又是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贵州。
    在这部长达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里,我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写贵州,三分之一的篇幅写北京,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洛杉矶,时间跨度近三十年(从1988年到当下),让这部以贵州人为主角的小说拥有着国际化的气息,能吸引到更多层次的受众。这部小说目前多家影视公司有合作意向,准备改编为影视剧。希望到时能到贵州实地取景,再融合北京与洛杉矶,让观众看到别样风味的贵州。

 

    我以为这会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本书,没想到是序曲

 

    刘学文:从您的第一部作品到现在您已经出版发行了十几部作品,创作生涯近二十年,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当初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是什么萌生了您写作的念头?
    汪  洋:第一次萌生出写小说的想法,是在1997年,我费了相当大的努力才得到去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机会。当我奔命一样奔进了广院的课堂,以为自此该踏上通往专业主持人的康庄大道。岂知学了几个月后,我不但没学明白,反而越学越糊涂了。我一方面努力学习着,内心却拼命叛逆着,总结学播音的状态,就是迷茫扭曲和拧巴。与此同时,我的一篇小散文在北京获了一个小奖,领奖的同时还接受了几天免费的写作培训,就这短短几天,老师们的讲课却句句入心,在心里激起一阵一阵的惊喜,觉得:哎!好像我是可以写的耶!
    后来我对我姐说,让我在北京封闭写作半年,我一定能写出一本小说!但我姐说我的想法不靠谱。后来恰逢主持人出书热,那些主持人,大都是全国炙手可热的主持人,作为地方台主持人,我们只有仰慕的份儿。但是,看了他们的“著作”,我内心却升起一股豪气:这种书我也能写!于是,1999年出版了散文集《紫色情怀》。有个作协主席看后评价说,你这个主持人倒大不小的(其实是“小”),但你的书确实比他们文学品质高。我以为这会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本书,没想到仅是序曲。

    如果说当时有什么野心,唯一的野心就是尽量把要讲的故事讲得清楚、生动、准确

    刘学文:您真正开始写作生涯是在什么时候?从事写作事业后有想过会有今天的成就吗?
    汪  洋:2002年,我离开贵州到了北京。这是我人生意义上最重要的“出逃”。也是我一生中所作出的最正确的抉择之一。那个冬天,我彻底把自己封闭在北京,开启了长达四个月的写作之旅。
    我把这段时间说成是“隐居”。听起来有些矫情。实际的情形是,由于个人的一些原因,当时我只能选择隐居,不能与任何人联系。在隐居的大前提下,我开始了写作。四个月完成了长篇《走向彼岸》的初稿。写完了,看着厚厚一沓稿子,我犯难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机缘巧合下,一位朋友答应帮我送到作家出版社看看,我吓了一跳!作家出版社?岂是我等业余作者可高攀得上的?朋友又说“现在出书很难,估计只能出自费书”,我颇有自知之明地回答:自费就自费。只要作家出版社能出!
    几天之后,朋友找我聊出书之事,颇为困惑地说:作家社的潘婧老师居然看哭了!说写得不错,准备做本版书!非自费,还拿版税!朋友说:“稿子我是没看啊,莫非你还真的会写?真的还写得不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错。”这本书,客观来说,确实是“隐居”的产物。当时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打发时光。如果说当时有什么野心,唯一的野心就是尽量把要讲的故事讲得清楚、生动、准确。至于现实功利目的:出版,拿版税,甚至成名成家,不是不想,是不配想,不敢想。

 

    这本书确实也是“隐居时代”的特殊产物

 

    刘学文:在您最初入写作这一行,您觉得谁对您的影响最大,或者说是促使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伯乐?有这样的人吗?
    汪  洋:我想说说潘婧。潘婧自己也是一个很棒的作家,当年一部长篇小说《抒情年代》曾入围茅盾文学奖。据说曾是作家出版社最牛的编辑,很多大咖的稿子都经她手出版。她眼界高且挑剔,又过了雄心勃勃的年纪,绝不是一个热情的,热心扶持文学青年的编辑。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编辑,在我的写作道路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首先她看上了我的稿子,这连推荐的朋友都很意外。当时潘婧说,这本书有可能卖得很好,有可能一本都卖不出去。我问,为何?她说,卖得好是因为这本书确实写得很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一本都卖不出去是因为你没有一点名气,你写的人也没有一点名气,谁会去买一点名气都没有的人的书呢?我承认我不会买。但是,我记住了更关键的一句话:这本书确实写得很好。后来她又说,也许我可以推荐给影视公司改编成影视剧,当然,没有把握。这个“没有把握”的事后来也实现了。在潘老师的推荐下,海润影业确实在第一时间购买了影视改编权。
    其实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一点判断。这本书确实也是“隐居时代”的特殊产物。本也准备结束隐居后就去干电视老本行。潘婧老师对我写作的意义并不仅是给我出了一本书,而是对我写作才华的肯定。从此开始,我便“误打误撞”地进了写作这一行,从2002年到现在,一做就是十几年。期间出了十几本书。对于“作家”这个身份也只得认了。

 

    对于我,写作是最艰苦最凶险最不讨巧的一个行当

 

    刘学文:您成为作家之后,您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或者换句话说,作家的身份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汪  洋:这么多年,一直有人对我是一个“作家”表示惊诧。有人表示钦佩:你居然是个作家!更多人表示惋惜:你怎么会去当作家!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明明可以靠颜值,偏偏要靠才华。
    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自己不算成功。我说过,写作只是我诸多才能当中的一项。我的整体优势(不仅是指颜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也知道,如果不把写作当成专业,而仅是我的优势之一,把写作当成锦上添花,也许我会有更大的成功,至少是功利意义上的成功。但是,十几年,就这样一路写了下来。这么说,并不是抱怨,也不是撒娇,毕竟,文学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并没有任何人的意愿强加于自己。当然,也更不是表白。文学不是一个人,你表白了也听不见。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对于我,写作是最艰苦最凶险最不讨巧的一个行当。

 

    余生我只想去写,全力以赴地去写,无它

 

    刘学文:写作可以说给您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是赋予了您新的人生。写作对于您并不仅是为了谋生,不去写作您也可以过很安稳富足的生活,可是您为什么还一直坚持着写作这件事?
    汪  洋:我想,是在北京隐居的那段时日,全身心投入到写作当中时的那种状态“害”了我,当然这个“害”字是打上引号的。后来,在写作每一个长篇时,这种状态都会被原样复制。怎么说呢,踊身投入写作,就像是坠入一口深井,一旦坠入,便会全身心沉溺其中,物我两忘。这是一种致命的瘾。
    这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作家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职业。我也反复地问自己,到底为什么非要写作?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写作对于我就是一种需要,一种生理和生存的需要,就像面包和空气,离开就有窒息和饿死的危险。我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我还在眷恋世俗的繁华。这么多年,我时时受着世俗功利的诱惑,时时想抛弃笨拙的写作,去走聪明人该走的捷径。可这么多年,我就这样瞻前顾后犹犹豫豫地留了下来。什么也挡不住内心真正的热爱。我非常庆幸自己选择了写作,或者说,被写作所拣选。写作是一场马拉松,到了这个年纪,一切都应该做减法。余生我只想去写,全力以赴地去写,无它。

 

    对于作家,颜值一点用都没有。如果实在要说有,就是副作用

 

    刘学文:我们知道,您除了写作之外,还有另一个职业,那就是主持人,您原本的职业就是主持人,您曾是遵义甚至贵州都知名的主持人。去到美国之后,也依旧有机会坚持自己主持人的工作。那么您就觉得主持人与作家,两个不同职业相比较,有什么异同?
    汪  洋:表面看来,主持和写作都是在表达,但是,主持的表达与写作的表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可以说是在两极。当然还有对颜值的要求。必须承认,颜值这个事,在许多行当都是有用的,尤其在主持行业。你长得怎么样,决定了你是否有资格出镜,脸太大或太长,五官有任何缺陷都像是犯了罪,你再热爱主持行当也出不了镜,勉强出了也会被观众骂得半死。就算你有一张不错的脸,你的身高、体型决定了你是否有资格上舞台。就算不从事演艺、主持这样一些外在形象占了绝对优势的行当,其他的很多行当,颜值也是相当加分。偏偏写作这个事,人人都是躲在电脑屏幕后面,靠文字本身去说话,去表现。不管是对于出书本身,还是混在写作这个所谓的“圈”里,我敢负责任地说,对于作家,颜值一点用都没有。如果实在要说有,就是副作用。因为长成了这个样子,许多人会质疑你的写作能力。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放了十几张照片——那时还是主持人心态,以至于有人说,听说你出了一本写真集,配了些文字?到后来只在书的扉页上放一两张照片,后来又把照片折叠隐藏起来,到去年再版的《洋嫁》,索性一张照片都没有放,作家是男是女是美是丑,甚至是一条狗,都没有区别。结果这本书卖得相当不错。

 

    希望用文字用影像,用各种我能调动的手段,更加立体地展现贵州,把我们贵州的美推介到全中国、全世界

 

    刘学文:近些年,您一有机会就回到家乡,并且一直在为贵州的发展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您也一直在自己的作品里,通过文字不断地将贵州呈现在世人面前,是什么促使你这样做?
    汪  洋:2002年,我之所以隐居在北京,就是为了逃离故乡。当然,不仅是为了逃离那片土地。更多有个人情感的因素。但是,客观上,我确实是以仓皇出逃的姿态离开了贵州。2006年,我移民到了美国。我以为我对故乡感情是不深的,我以为我会在天使之城洛杉矶安居乐业,直至终老。事实上,你越以为自己会靠近的,却越是有距离,曾日夜想逃脱的故乡,对你却越是吸引。美国对于我就是一个游历、体验和学习的过程,中国作家的读者在中国,中国作家的土壤在中国,离开了自己土地的作家就像希腊神话里离开了大地母亲的大力神,瞬间便全身力量顿失。
    作为大山的女儿、一个贵州作家,我不想缺席和失语,我不想躲在别人的国家和城市,躲在书斋的温室里,袖手旁观。我想踊身投入,亲历、见证、参与贵州的建设和发展。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选择了回归。自2012年秋开始,我带着我的作家团队走访贵州部分县市,并推出“阅读美丽贵州”书系,从自然生态、山水风光、人文精神等多角度解读贵州的美丽密码。目前已出版四册《阅读美丽贵州》系列图书。在今后的创作中,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我都会把贵州作为一个根本元素,让“贵州元素”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作品中。总之,希望用文字用影像,用各种我能调动的手段,更加立体地展现贵州,把我们贵州的美推介到全中国、全世界。说一句大话,这或许就是一个贵州作家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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