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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乡村不能停留在古老的风俗习惯,要引进现代元素”

——访著名作家余一鸣

作者:本报记者 王 杰 见习记者 罗 倩 版面:第C1版 制作:韦明芳 时间:2017-05-19

 


    作者档案:余一鸣,1963年出生于江苏高淳,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中短小说书十余本。曾获人民文学奖和两届紫金山文学奖、金陵文学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获《人民文学》和《小说选刊》《创作与评论》年度奖,获《中篇小说选刊》和《北京文学》双年奖。小说数次进入中国小说排行榜, 被转载选载有六十多次。目前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做驻校作家。

 

 

“一个作家写自己真实的情感,写出好作品的可能性最大”

 

    记者:余老师,您的新作《漂洋过海来看你》直面到当下教育制度中许多诟病,您当初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是什么?
    余一鸣:写这篇小说,几年前就有这个念头。女儿在2010年出国读书,每次送别或者盼望她归来,都在心中引起了情感波澜。一个作家写自己真实的情感,写出好作品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心里面又一直担心还没有足够的沉淀,会可惜了自己的真切积累。一直到去年,电视剧《小别离》播出后,我爱人说:“你看你不写人家抢在你前面写了。”我动笔的时候,想的是不仅仅是留学这个话题,更重要的是揭示中西教育的利弊比较,尽管现在送孩子出国读书已经成为一股风潮,我在外国语学校任教,高中阶段出国的学生占了大多数。但是,从我自己对国外教育的考察,和与留学生的交谈当中,我意识到,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教育的方式和理念各有其价值。至于我在小说中写到的敏感话题,比如莫言的教改提案、高考指标支边,中学少年群殴事件、我都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因为这些事情有新闻性,但是写成小说情节还需要一种“时间的隔离”。另外,真出手,也必须选择与众不同的视角,比如说中学生群殴事件,我就撇开了网络上的大众视角,从殴打和被殴打者人物的心理扭曲出发,总的来说,小说不是新闻。

 

“我觉得一个作家即使五十岁以后,也能进入创作高峰,写出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作品”

     
    记者:据我了解,不少评论家认为您是比较晚成的作家,您如何看待这一评论?结合您自身的教学经验,您认为是否存在发展写作的最佳年龄?
    余一鸣:早在1984年,上大四的时候,我就曾经在《雨花》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那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年代。一个优秀的小说,甚至能改变作者的命运。很多现在成名的作家,在当时还陷在被退稿的的痛苦中。我的朋友毕飞宇常常在介绍我时候说,这是一位比我资格还老的文学新人。因为处女座的发表,我比他早了六七年。但是由于毕业分配,我被分到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我要从农村调入县城,再调入省城,首先必须完成家庭的责任。专心写小说,其实是从2010年前后开始,女儿已经拿到了大洋彼岸的录取通知,我也基本上完成了生活上的财务自由。所以评论家说我是晚成的作家。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大器晚成这个成语,但是我觉得一个作家即使五十岁以后,也能进入创作高峰,写出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有一些作家在青少年时代,就写下了自己的巅峰作品,这样的天才当然是每个作家都羡慕的。但是,除了官场,年龄并不是很多职业的限制,包括商人和作家。现在文坛上,讲究给作家分年代,现在推崇的是70后80后90后作家,很多期刊都为他们专门开了栏目,让人羡慕而又嫉恨。有朋友跟我说,你如果没有年龄的障碍,也算搭上了文学黄金季的末班车。那怎么办呢?我能减去十岁或者二十岁吗?我只能相信,年龄不是问题,写得好不好才是问题。

 

“生活中的某些细节,能变成小说情节,甚至不需要加工。”

 

    记者:您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如孙霞、林浩然、丁良才、王秋月等。您曾提起过《入流》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拴钱就是您的一个朋友,那么您其他小说中的人物是否都能够找到社会原型,这些原型升华为小说人物您又作了哪些艺术处理,能否举例说明?
    余一鸣:这一问题很多作家都曾经回答过。最有名的是鲁迅的那句话:“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入流》中的栓钱,原型是我的一个朋友。其他人物要是仔细去对号入座,也能找到原型的身影。最近一个阶段《人民的名义》大火,我曾经陪同原著作家和剧本编剧接受访谈,最多的提问是人物原型是谁?甚至在网络上还有一个游戏,如果我在《人民的名义》中该是谁。一个作品受到大众的欢迎,这是必然面临的提问。我也常常面临朋友和读者的提问,甚至是质疑。比如《淘金三部曲》里描写的是建筑工头,就有朋友怀疑我把他的真实生活写出来了。应该承认,生活中的某些细节,能变成小说情节,甚至不需要加工。比如在《不二》中,歌厅上演脱衣舞时,东牛用大衣裹了女友抽身而退。我听说后,追问了当时的场景,直接搬进了小说。但更多的情节,你必须提炼加工。故事很好,但是有的动作和语言,原型能说能做,小说中人物必须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性格。比如王秋月她是个女性,胆小、谨慎、不会一下子走上胡编教辅的歧路,也不可能有勇气直接辞去公职。他就像当年的林冲,一步步被逼上梁山。在生活中,原型没有这么多挫折和纠结。

 

“家乡只是一个符号,是一种精神归宿”


    记者:您所塑造的许多主人公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底层人物,他们在转型社会中彷徨、挣扎,追逐物质和金钱,一方面抵挡不住城市的诱惑,一方面又对乡村生活饱有眷恋。您认为应该如何去调节这种复杂的内心矛盾。
    余一鸣:田园生活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向往和追求的风雅。从陶渊明王维等人的诗中不难看出。甚至可以说这是文人作秀的专利。但是,我相信,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他们在经历了欺负和歧视,在极其恶劣的吃住环境下,他们在工棚里仰望着简陋的屋顶,肯定会想念能看到星空的老家。有的时候我想,很多农民工就是那些勤劳的春燕,他们衔泥是为了做巢,事实上,一部分农民工积累了不多的一点资本后备,就回老家做了小老板,另一部分成功者在城市逐步向上,上升到了富人阶层。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痛苦,回到乡村的发现家乡已不是原来的家乡。富人回老家,衣锦还乡时,也不可避免有失落感。他赖以寄托的故乡亲情蜕变成了金钱崇拜。历史是向前进发。逝者如斯夫,我们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家乡只是一个符号,是一种精神归宿,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视现实。

 

“生活是另一本教科书,他能教会我们理性和坚强。”

 

    记者:在您的小说中,有一部分人物形象是接受过教育、但仍对生活迷茫的年轻人,这些人物形象很容易引起许多现在处于就业迷茫的大学生的共鸣,您认为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似点?当下迷茫的大学生该如何去定位自己?
    余一鸣:现在到处是读书热。读书有好处。但也有副作用,读书人往往带有理想化,容易把自己当成书里的人物去想象。在面临现实生活的残酷时,他们更能进入痛苦和犹豫。这在文学史上称做“多余人”形象,其实就是当下这类人物的先例。现在的大学生,是失落的一代,他们再也没有天之骄子的桂冠,在寻找一份满意的工作过程中,从投简历到应聘上岗,往往是一个理想破灭的过程。社会现实摆在这里,强者是适应这个社会。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必须忍受委屈挫折甚至失去尊严。韩信还胯下受辱呢。现在的商家大佬,马云刘强东,白手起家时,也遭受过许多的白眼和失败。对于文艺青年而言,可能比别人更容易有失败感。生活是另一本教科书,他能教会我们理性和坚强。用句老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这里的人上人是指有精神的人,有精神追求和心灵家园的人。

 

“我们现在描写乡村,不能只停留在古老的风俗习惯,原生的自然风光,而必须引进现代社会的元素。”

 

    记者:有人评价您的作品是“浮躁社会里,带来浓烈生活气息和浓厚乡土色彩的清风”。当下许多年轻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十分心浮气躁,您认为文学创作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面对加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您认为这些具有乡土色彩的文学作品会不会失去市场?
    余一鸣:无法否认,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好的作品,都是写农村题材的,因为我们这帮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根都在农村。尽管后来做了城里人,灵魂还是在乡村。耕耘者的刻苦耐劳,农民的踏实耐心,已经成为这帮作家的性格因子。现在有一些人,怀疑乡村题材的作品会失去市场,有很多评论家和编辑把重心转向城市题材,我能理解。但是,现在还有哪座城市没有农村人呢?还有哪座城市能离开农村人呢?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因为农村也在与时俱进,不仅是城市人,其实农村人也在呼唤带有浓烈生活气息和浓厚乡土色彩的清风。我们往往只看到城市的现代化,而忽略了现在的农村社会,也进入了现代化时代。我倒觉得,相比较生活在城市中钢筋水泥中的市民,农村人从城市的闯入者到乡村的回归者,他们的心路历程,更为曲折和丰富。只不过,我们现在描写乡村,不能只停留在古老的风俗习惯,原生的自然风光,而必须引进现代社会的元素。
    年轻人的创作有他们的特点,我在参加一些网络小说的文学活动时,发现他们一天写五千到一万字,已经习以为常。不写,点击率就要下降。而我自己写小说,保持在每天两千字左右。写多了,我觉得质量会没有保证。但是,小说类型不同,读者要求不同,网络小说它能占领市场,简单否定也过于武断。从纯文学的创作来说,要有一个隔离效果。要有沉淀。要有挑选。我主张,小说需要反复的修改。流水线的产品,也许是一气呵成,一个铁匠的产品,却需要不断地回炉锻造,才能收获满意的东西。

    记者:在您的博客上看到您签下了《种桃种李种春风》的电影版权,对于将小说搬上大银幕一事,您个人怎么看?
    余一鸣:讲实话,所有的作家做梦都想将自己的小说搬上荧幕和荧屏,而且希望是大导演完成自己的作品。现在是一个读屏时代,光靠铅字,小说的影响已经有限。我们可以查一下,张艺谋改编过的小说,作者很快就能大红大紫。以最近的《人民的名义》来说吧,电视剧播出以后,小说的发行量狂增到难以相信的数字。没有影视,作家就难以逃脱寂寞和冷落。这就是当下的作家的生存真相。我的小说签出,当然是开心的事,说俗了,作家也想名利双收,说得好听一点,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多的人喜欢。

 

“小说是创造,要打破固有的条条框框,要有个性,才能写得好”

    
    记者:您是作家,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您是否能为那些对写作具有浓烈兴趣的青少年提出一些关于写作建议。
    余一鸣:我常常面临这个问题。在目前的中国高考制度下,中学生写小说,很明显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因为写小说,你得去阅读去写作,要占去很多的时间。不巧的是小说写得好,未必你语文考试能考得好。我有两个朋友,毕飞宇和陈希我,他们都曾经为了孩子的作文被打低分而愤愤不平。我只能从我的职业角度辩解,作家和语文老师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甚至是恰恰相反,小说是创造,要打破固有的条条框框,要有个性,才能写得好。而考试作文必须中规中矩,评分标准会很具体。所以我不建议中学生写小说。尤其是必须面对高考的同学。而对大学生,和社会青年,我觉得写小说是一件有趣的事。它让你觉得生活有追求有乐趣,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选择些网络小说,也有小部分人在坚持纯文学,我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纯文学的作者没必要去否定网络小说。网络小说也不要挑纯文学的刺。

    记者:贵州是一个极具乡土气息的省份,拥有多彩的民族文化,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您认为贵州文学发展该怎样利用这些资源?
    余一鸣:我曾经是贵州文学刊物《山花》杂志的作者,这家杂志在中国文坛有过深远的影响,我记得当时付的稿费是双份,很多作家都以上《山花》为荣。贵州的作家我认识一个年轻人,曹永,小说写得不错,我觉得在他的小说里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元素,有地方民族特色,有不同于内地同龄人的经历和心态,有与众不同的东西,这是很多作家都向往的,至少在题材上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优势。我喜欢听歌,尤其是民歌,在这个艺术领域,少数民族的优势有目共睹。当然,汲取文学流派的精华,拓宽文学视野,为我所用,也是不能缺少的准备。

 

“我相信,少数民族文学天生拥有不羁的特质,无疑会走进文学创新的春天。”

 

    记者:您虽然不是少数民族作家,但作为“旁观者”的您或许更能看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趋势和前景,能不能就这个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余一鸣:其实,我够不上资格谈这么大的话题。如果―定要说,我还是要用音乐家和画家打比方,相比较文学,这两个门类的脚步声总是先响起,少数民族的民族风能够在歌坛和画坛独领风骚,我觉得是双向延伸,一个是接地气,土就土得掉渣,一个是洋气,和现代艺术接轨,骨子里血肉相联。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也想朝这两个方向努力,少数民族文学也好,中国当下文坛也好,中规中矩的作品早就有了,传统的经典作品也进入了殿堂,后来者必须有新思想新形式,才能不永远跪着,迈开腿走自己的路。我相信,少数民族文学天生拥有不羁的特质,无疑会走进文学创新的春天。

 

 

 

 

作品推介

    《淘金三部曲》收录了余一鸣的三部中篇小说——《入流》《不二》《放下》,分别讲述了某县城运沙、建筑、水产业的江湖故事。余一鸣以带有浓重江湖气息的语言、极具戏剧冲突的场景,揭示了冰冷的商业生存法则,表达出作者深深的道德忧虑。
    《淘金三部曲》以《入流》为核心篇章,小说描述的是长江上的运沙业这一“小世界”。从一个普通的渔民到拥有大吨位运沙船的船队老大,渔民拴钱在江上王国惟一的帝王——白脸的鼓动下,见证并参与了众多血泪故事。他逐渐出让了自己原本淳朴善良的灵魂,抛却了一切的道德束缚,最终跻身于与白脸一样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上流社会……

 

 

 

专家观点 

孟繁华 (著名评论家)
    《不二》诙谐、戏谑的风格非常好看,但这只是小说的外部修辞装饰,它内部更为堂皇的是思想和艺术力量。现在有力量的作品不多,特别是能够切开生活光鲜的表皮,将生活深处的病象打捞出来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二》是一部我们期待已久的小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余一鸣的写实功力。他对场景的描述,气氛的烘托,让人如临其境置身其间,人物性格也在场景的描述中凸显出来。

 

毕飞宇 (著名作家)
    《淘金三部曲》跟当下中国紧密相关,中国文学需要这样的作品,需要这样的作家。不少中国作家尤其是成名的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基本上都在书斋里写作,缺少现实生活,这也是中国文学跟西方文学最大的区别。不能说余一鸣这样的作家未来就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但这种类型的文学和这种类型的作家,一定不能缺。而且这一定是个好方向,是文学保证生命力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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